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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古代历史上,这样的实例比比皆是,但是我不想离开教皇朱利奥二世这个新近的例子,他那个决定是再糊涂不过的:他因为想占领费拉拉,于是把自己置于一个外国人的手里,只是由于他的好运发生了第三种情况,才使他没有吃到他这种轻率抉择的苦果。因为他的援军在拉文纳被击溃之后,瑞士人奋起把征服者驱逐出去——这是同他和其他人的预料完全相反的。这样一来,由于他的敌人已经逃走了,他才不致成为他的敌人的俘虏。同时教皇已经由于援军以外的其他军队获胜了,也没有成为自己的援军的俘虏。佛罗伦萨人自己完全没有武装起来,却派遣一万名法国兵去进攻皮萨[2],他们这种作法比起他们以前任何危难时期都更加危险。君士坦丁堡的皇帝[3]为了反对他的邻国,派遣上万名土耳其军队到希腊,战事结束的时候,他们不肯离境,这就是希腊受异教徒奴役的开端。因此,任何人考察阿加托克雷这个人的行动与生涯[5],就会察觉到他毫无或者很少可以归功于幸运之处。因为,正如上面所说的,他取得了君权并不是依靠他人的好意,而是经历无数的艰难险阻,在军队中逐级提升得来的;其后他继续保持这个地位,则是有赖于许多勇敢的冒着风险的决策。但是,屠杀市民,出卖朋友,缺乏信用,毫无恻隐之心,没有宗教信仰,是不能够称作有能力[6]的。对于命运,情况正复相同。当我们的力量没有作好准备抵抗命运的时候,命运就显出它的威力,它知道哪里还没有修筑水渠或堤坝用来控制它,它就在那里作威作福。如果你考虑意大利——它是这些变动的所在地,并且推动了这些变动——你就会看到它是一个既没有水渠也没有任何堤坝的平原。如果意大利象德国、西班牙和法国那样,过去有适当的力量加以保护,这种洪水就不会产生象今日那样巨大的变动或者压根儿不会出现。关于一般地谈谈抵抗命运的问题,我想这就够了。宝马线上娱乐一游戏导航罗马人在他们夺得的地方,很认真地遵守这些办法,他们派遣殖民,安抚弱国,但是不让弱国的势力增长;他们把强大的势力压下去,不让一个强大的外国人赢得声誉。我觉得只要举希腊这个地方为例就足够了[8]。罗马人当时同〔希腊〕阿凯亚人和埃托利亚人修好,打倒了马其顿王国;把安蒂奥科驱逐了[9];然而从来没有让阿黑亚人或者埃托利亚人由于立了功劳而使他们的势力有任何增长。同时,无论菲利普怎样劝说也不能诱使罗马人成为他的朋友而不把他打倒。而且安蒂奥科的势力也不能够使罗马人同意他在那个地方保有任何地位。因为在这些情况下,罗马人所作所为正是所有明智的君主都应该做的:他们需要考虑的不仅是当前的患难,还有未来的患难。他们必须竭其全力,对那些患难作好准备,因为患难在预见的时候是容易除去的,但是如果等到患难临头,病入膏肓时就无可救药了。关于这一点,正如医生们就消耗热病患者所说的情况一样,在患病初期,是治疗容易而诊断困难;但是日月荏苒,在初期没有检查出来也没有治疗,这就变成诊断容易而治疗困难了。关于国家事务也是这样,因为如果对于潜伏中的祸患能够预察于幽微(这只有审慎的人才能够做到),就能够迅速加以挽回。但是如果不曾察觉,让祸患得以发展直到任何人都能够看见的时候,那就无法挽救了。

宝马线上娱乐一游戏导航现在从上述的头一种品质开始谈起。我说,被人们称为慷慨可能是好的;可是,如果慷慨在作法上使你不获称誉,它就损害你了;因为如果你有道德地并且正当地慷慨行事而不见知于人,你就逃避不了与此相反的恶名。所以,一个人如果希望在人们当中保有慷慨之名,就必不可免地带有某些豪侈的性质,以致一个君主常常在这一类事情上把自己的财力消耗尽了。到了最后,如果他们想保持住慷慨的名声,他就必然非同寻常地加重人民的负担,横征暴敛,只要能够获得金钱,一切事情都做得出来。这就使得他的臣民开始仇恨他,而且当他变得拮据的时候,任何人都不会敬重他。结果是,因为他这样的慷慨损害了许多人,而受惠者只是很少数人,所以他是第一个遭遇困难的人,不论发生什么危险,他将先受其害。而等到他认识到这一切想要缩手的时候,他将立即获得吝啬的恶名。这样一来,当你占领这个国家领土的时候,所有受到你损害的人们都变成你的敌人了;而且你又不能够继续保持那些帮助你取得那里统治权的朋友们,因为你既不能够依照他们的期望给以满足;你又不能够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对付他们,因为你感到对他们负有恩义;还因为一个人纵使在武力上十分强大,可是在进入一个地方的时候,总是需要获得那个地方的人民的好感的。由于这些理由,法国国王路易十二世占领米兰甚速,而丧失米兰亦甚速,而且头一次把路易十二世撵走,只需要洛多维科[1]自己的军队就足够的确,凡是一度叛变的地方再度被征服之后就不会那样容易丧失,因为统治者会利用叛乱提供的机会毫不犹豫地惩办罪犯,把可疑分子搞清楚,并且在薄弱的地方加强自己的地位。因此,头一次使法国失掉所占领的米兰,只要一位洛多维科公爵在边境揭竿而起就成了,但是要使法国国王再一次失去米兰,那就必须使全世界都反对他[2],必须把他的军队打败并将其驱逐出意大利,其原因有如上述。[29]切萨雷·博尔贾(CesareBorgia,1475或1476—1507),是罗德里戈·博尔贾(后任教皇,称亚历山大六世)和罗马妇女万诺扎·代·卡塔内(VannozzadeiCattanei)的私生子,后在亚历山大六世的支持下,1493年任西班牙瓦伦西亚的枢机主教,1499年由法国国王授予瓦伦蒂诺公爵。

现在尚待考察的是,君主对待臣下和朋友应该采取的方法和行动。关于这一点,我知道有许多人已经写过文章,现在我也写起文章来,特别是当我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的观点与别人的不同,因此,我恐怕会被人认为倨傲自大[1]。罗马和斯巴达许多世纪都是整军经武,从而享有自由。瑞士人则是彻底武装起来,从而享有完全的自由。关于古代使用雇佣军的事情,可以举迦太基人为例。虽然迦太基人派了自己的公民们担任雇佣军的头头,可是在他们同罗马人进行第一次战争之后就几乎被雇佣兵所压倒。在埃帕米农达[3]死后,底比斯就请马其顿的菲利普[4]当他们军队的将领;胜利后,菲利普就把底比斯人的自由剥夺了。菲利普公爵一死,米兰人便招罗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5]讨伐威尼斯人。等到在卡拉瓦焦[6]战胜敌人之后,斯福尔扎却同威尼斯人联盟,来压迫他自己的主人——米兰人。斯福尔扎的父亲,曾经应募在那波利王国的焦万娜女王[7]底下从军,后来突然间离开女王使她的军队解体;为着挽救她的王国,女王被迫投到阿拉冈国王的怀抱里。占领土耳其皇帝的王国之所以困难,其原因在于入侵者不可能由王国的王侯们招唤进来,也不能够指望倚靠皇帝周围的人们叛变使其谋划获得便利。这是基于上述的理由,因为他们全是君主的奴隶和奴才,要收买他们是很困难的;而且即使把他们收买了,也不能够指望从他们那里得到多大好处,因为他们不能够牵着人民跟随他们,其理由已如上述。因此,向土耳其进攻的人必须想到:他将会遇到一个团结一致的国家,他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而不是依靠别人的叛乱。但是如果一旦征服了土耳其皇帝,并且把他打得一败涂地以致不能够重振旗鼓,那么除了君主的家族之外便没有什么可怕的人了。而君主的家族被灭绝之后,由于其他的人们原来都没有得到人民的信赖,因此再没有什么可怕的人了;而且因为征服者在自己取得胜利之前并不曾依靠他们,从而其后也不需要害怕他们。宝马线上娱乐一游戏导航[2]1511年教皇朱利奥二世和西班牙、威尼斯结成神圣联盟以驱逐在意大利的法军。1512年4月11日在拉文纳(Ravenna)的决定性胜利的战役中,尽管法军是胜利者,但由于主帅加斯通·德·富瓦(GastondeFois)之死和瑞士人为支持神圣同盟而突袭米兰,使胜利者受到挫折。瑞士人在教皇朱利奥二世的怂恿下征服了米兰,立洛多维科的儿子马西米利亚诺(MassimilianoSforza)为其傀儡公爵。在朱利奥二世于1513年2月去世后,法国人再度被驱逐出意大利,斯福尔扎家族的一个成员回到了米兰。

因此,关于这个问题可以这样说:一位君主如果害怕人民更甚于外国人,他就应当建筑堡垒;如果他害怕外国人更甚于人民,他就应当抛弃堡垒。法朗契斯科·斯福尔扎所建筑的米兰的堡垒,已经给并且将来还要给他的家族带来损害,更甚于该国的其他一切混乱。所以,你最好不过的堡垒就是不要被人民憎恨。因为即使你拥有堡垒,如果人民憎恨你,任何堡垒都保护不了你,因为当人民一旦拿起了武器的时候,外人就帮助他们,这是少不了的。在我们这个时代里,我们已经看到城垒不曾使任何一位君主得益,只有富尔利伯爵夫人在她丈夫季罗拉莫伯爵[7]死后的情况例外,因为她使自己能够避免来自民间的冲击,等待来自米兰的援助,重新恢复她的国家,而且当时那里的情况是外国人不可能帮助她的人民。但是,后来当切萨雷·博尔贾出击她,反对她的人民同外国人联合起来的时候,她就发现她的堡垒无能为力。因此,在当时和在以前的情况一样,对她说来,拥有堡垒不如不受人民憎恨来得更安全。虽然最近在某个人身上可看到一线希望,使我们认为可能是上帝派来赎救意大利的。可是后来在他的事业登峰造极的时候,他被命运抛弃了[1]。于是意大利仍旧缺乏生气,她等待一位人物将来能够医治她的创伤和制止伦巴底的劫掠以及在〔那波利〕王国和托斯卡纳的勒索,并且把长时期郁抑苦恼的恨事消除。我们看到她怎样祈求上帝派人把她从蛮族的残酷行为与侮辱中拯救出来。我们还看见,只要有人举起旗帜,她就准备好并且愿意追随这支旗帜。现在除了在你的显赫的王室之中,她再找不到一个可以寄予更大希望的人了。这个王室由于它的好运和能力,受到上帝和教会的宠爱,现在是教会的首脑,因此可以成为救世者的领袖。如果你想起我在上面谈到的那些人物[2]的行迹与生平,这件事就不是很难的。而且,虽然那些人物是希世的、奇迹般的,但是他们毕竟是人,而且他们当中每一个人当时的机会都不如今日,因为他们的事业比这件事业并不更加正当些、更加容易些,上帝对他们比对你并不更加友好些。伟大的正义是属于我们的,因为“对于必需战争的人们,战争是正义的;当除了拿起武器以外就毫无希望的时候,武器是神圣的。”[3]在这里,有极其伟大的意愿,在具有伟大意愿的情况下,只要你的王室采取我已经作为目标推荐的那些人的方法,这里就不存在巨大的困难。除此之外,现在我们还看见了上帝所作的绝无仅有的奇迹:大海分开了,云彩为你指出道路,巉岩涌出泉水,灵粮[4]自天而降;一切事物已经为你的伟大而联合起来,而余下的事情必须由你自己去做。上帝不包办一切,这样就不致于把我们的自由意志和应该属于我们的一部分光荣夺去。[12]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在1498年已任命其子切萨雷·博尔贾为“神圣教会保护人”(GonfalonierediSantaChiesa)。其后博尔贾在酒中放毒拟毒死某些敌人,但亚历山大和博尔贾自己误饮,亚历山大致死于1503年,博尔贾亦得重病。假使摩西、居鲁士、提修斯和罗慕洛不曾拿起武器,他们就不能够使人长时期地遵守他们的戒律,正如我们这个时代的季罗拉莫。萨沃纳罗拉修道士[6]的遭遇一样。当大众一旦不再相信他的时候,他就同他的新制度一起被毁灭了,因为他既没有办法使那些曾经信仰他的人们坚定信仰,也没有办法使那些不信仰的人们信仰。所以,象这样的人物,在行动中有着巨大的困难。他们的一切艰险就在前进的道路上。他们必须运用力量加以克服,而一旦克服了困难,他们就会开始受到人们的尊敬,当他们消灭了那些对他们的高位嫉妒的人们之后,他们就能够继续享有权势、安全、尊荣和幸福了。

斯巴达人和罗马人就是两个例子[2]。斯巴达人依靠在当地建立一个寡头政府来控制雅典和底比斯;但是结果仍然失掉雅典和底比斯。罗马人为着保有卡普阿[3]、迦太基[4]和努曼齐阿[5],把它们毁灭了,就没有失去它们。可是罗马人想同斯巴达人那样保有希腊,让它享有自由并且允许它的法律存在,他们却没有获得成功。因此,他们为着保有希腊,不得不把那个地区的许多城市加以破坏。因为要稳固地占有它们,除了毁灭它们之外,确实没有别的办法。从而任何人一旦成为一个城市的主子,如果这个城市原来习惯于自由的生活,而他不把这个城市消灭,他就是坐待它把自己消灭。因为这个城市在叛乱的时候,总是利用自由的名义和它的古老的秩序作为借口。而这两者尽管经过悠久的岁月或者施恩授惠都不能够使人们忘怀。除非将那里的居民弄得四分五裂或者东离西散,否则无论你怎么办或者怎样预防,他们还是永远不会忘掉那个名义和那种秩序的,正如在佛罗伦萨人羁绊下百年后的皮萨一样,人们遇有任何不测之事就立即想起它们。[1]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FrancescoSforza,1401—1466),其父为有名的雇佣军队长。弗朗切斯科十六岁即从军,1424年父死即继承其父的军队指挥权,为米兰作战。其后娶米兰公爵菲利普·马利亚·维斯孔蒂(FilippoMariaVisconti)的私生女比昂卡(Bionca)。1447年维斯孔蒂死后米兰宣布为共和国,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担任雇佣军队长;1450年倒戈,迫使共和国最高会议拥立为维斯高蒂的继任者——米兰公爵。马基雅维里在本书第七章及所著《佛罗伦萨史》第七卷和《兵法》中一再引述弗朗切斯科为例,说明雇佣军的危险性。法国是我们这个时代里组织得最好、统治得最好的王国之一。在这个国家里,我们看到法国国王的自由与安全赖以维持的优越的制度无数之多。其中主要的一个制度就是“议会”[4]及其权力。因为建立这个王国的人知道权力者[5]的野心和他们的傲慢,认定有必要在他们的嘴上套上制动机来约束他们;另一方面,因为君主知道人民由于惧怕贵族从而怨恨贵族,君主便设法使他们感到安全,但是,他又不想把这种事情作为君主特别照料的事情,于是,为着避免自己由于袒护人民而受到贵族非难,同时为了避免由于袒护贵族而受到人民的物议,国王就设立作为第三者的裁判机关[6],这个裁判机关可以弹劾贵族,维护平民,而用不着国王担负责任。对于国王和王国说来,世界上再没有比这个制度更好、更审慎,再没有比这个方法更安全的了。由此,我们又可以获得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结论:君主务必把担带责任的事情委诸他人办理,而把布惠施恩的事情自己掌管。我们还可以得出结论说:君主因此必须看重贵族,但是不应该因此使自己为人民所恨。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够认为自己总是能够选择一条万全的途径。相反,它倒是应当预料自己只能采取完全可疑的途径,因为事情通常是:人们在避免一种不利的同时,难免遭到另一种不利。但是,谨慎在于能够认识各种不利的性质,进而选择害处最少的作为最佳的途径。

[3]潘多尔福·佩特鲁奇(PandolfoPetrucci)杀其继父,于1502年成为西耶纳的统治者,1503年被驱逐,其后由于法国国王的支持再度执政。因此我们的这些君主们,如果曾经享有王国多年而后来丧失了国家的话,他们不应咒骂命运而应该咒骂自己庸碌无能。在气候好的时候从不考虑可能出现的变化(在风和日丽的时候不想到暴风雨,这是人们的共同的短处),到了有朝一日恶劣的气候来临的时候,他们就只想到逃跑而不是考虑自己怎样进行防卫。他们希望人民在惨遭征服者凌辱之余,召唤他们回来。如果再没有别的法子,这个主意也是好的。但是寄希望于此而忽视其他补救之道,这就糟透了,因为,任何人决不应该因为相信有人日后会使他复位,而自甘倒台。再说,那种情况或者是不会出现,或者是即使出现,它并不给你带来安全,因为这是一种懦夫的防卫之道,而不是依靠你自己。而只有依靠你自己和你自己的能力来保卫,才是可靠的、有把握的和持久的。宝马线上娱乐一游戏导航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由于讲求军事,于是由平民一跃而为米兰的公爵;而他的孩子们[3]由于躲避军事的困苦,于是由公爵降为平民。因为不整军经武,就使得人们蔑视你,这是君主必须提防的奇耻大辱之一。这一点容后说明,因为武装起来的人同没有武装起来的人是无法比较的。指望一个已经武装起来的人心甘情愿服从那个没有武装起来的人,或者没有武装的人厕身于已经武装起来的臣仆之中能够安安稳稳,这是不符合情理的。因为一方抱着蔑视的态度,他方抱着猜疑,这两者是不可能好好地相处共事的。所以,一个君主如果不懂军事,除了已经提到的其他不幸之外,他既不能获得自己的士兵的尊敬,而自己也不能够信赖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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